2004年，曾经先后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武汉大学杨弘远院士，到外地只参加了4次会议。
一次是参加“两院”院士大会，一次是他勉为其难地主持澳门赌场一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审论证会，另外两次他作为“考生”到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选答辩。
院士80岁才退休。年届70的杨弘远，就提前坚决不再申请任何课题，也不招新研究生。
年龄与知识的老化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终究有限，他自认知识结构跟不上时代，精力也有限。“虽是院士，到了年龄可以培养学术梯队和著书立说，干嘛一定要去拿大项目。”
2004年，他一直躲在家中，心神宁静地在撰写他的第四部著作——一部国内外都空缺的专著《水稻生殖生物学》。他说：“过去一直忙着向前看，现在也要向后看，要总结和反思。”一些“杂务”他是推掉了，但尽管忙，对青年的要求他很少拒绝，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成教生，只要有空，他有请必到。他常参加科普活动，并以切身体会，和学生交流治学成才之道。2004年，他在校内外和学生对话或作报告就有七次之多。
每年，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都要为新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课。他总是结合亲身经历，到大课堂上做“治学与为人”的报告。杨弘远已发表200多篇论文。论文高产的同时，其培养的研究生数目却很“低产”。20年间，他只“精耕细作”了18位博士生和12位硕士生，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平均一个半人。但数量少质量却颇高，已有7名学生在国内外成为教授。他说，培养学生不能像放羊。
有一次武汉大学评名师，杨弘远被选中，但被他推掉了：“不能老是几张旧面孔，应该让年轻人上去 。”
2003年，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领导和一些年轻教师商议，在杨弘远七十寿辰时为他举办一个纪念活动，不料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成绩不大，不必张扬”。
将自己定位为普通科学家的杨弘远，一心走自己的路。正是因为保持了这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他才学会了选择，舍得放弃。
20世纪80年代，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位美国专家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去美国做研究。杨弘远当场回绝了：“我们刚刚有了自己的方向，也草创了一个实验室。”
1984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又有一美国学者邀请杨弘远去美。此时，杨弘远的工作已走上正轨，实验室也已建立，正好可借机深造一下，但对方希望他研究“棉花”。因与自己的“水稻”研究方向不一致，杨弘远再次果断地拒绝了。
单位曾想让杨弘远任系主任，他没有答应。评上院士后，有人建议他去谋求更高的领导职务，他也坚决推辞。他说，“科学家就是做科研的”，自己能力有限，难以一心二用。
也是20世纪80年代，他应邀参加国家的一个大项目，预计可以拿到一个几十万元的课题。这个相当于如今几百万元的大课题，曾让一些人非常向往，杨弘远最后还是放弃了。他怕接了这个项目，影响自己正在全力以赴研究的课题。
其实，那时杨弘远的实验室很穷，课题经费很少。一次，杨弘远拿到了一笔8万元的课题经费，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课题组对这笔钱精打细算，用了很久。
80年代教授下海成风，如今也是市场经济。对于杨弘远来说，经商和赚钱的机会很多。比如培养点花苗之类的，这对杨弘远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不愿意从政，更不想经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旦去赚钱，就搞不好科研。”满足于做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始终保持着一种“入世”中的“出世”境界。
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杨弘远和夫人周嫦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全身心投入植物生殖生物学的研究与教学。他们的执着最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植物离体雌核发育和植物性细胞操作的研究上，他们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二等奖。
一次在国外做完学术报告后，一外国专家特意称赞杨弘远和夫人：“You are not sheep”（不做跟在带头羊后的羊群）。这不仅仅是对他治学风格的评价，更是他平生的写照。杨弘远说，不模仿别人，这就是他这个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