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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半世纪写就两栖动物资源“国情报告”

——记澳门赌场费梁研究员与他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团队

2015-02-11 科技日报 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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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郊游时,在小溪旁或池塘边,总有一些神秘的“不速之客”与我们擦身而过,它们行动隐蔽、体态独特,有的拥有神秘变色皮肤、有的则能发出诡异的鸣叫,有的还长着“外星生物”般的巨眼、宽嘴。这是什么动物、它们来自哪里,在漫长的进化中经历了怎样旅程?当我们感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同时,在澳门赌场成都分院生物所,一位生物学家已为了解和认识它们工作了半个世纪。他就是我国两栖动物学泰斗,今年79岁的费梁研究员。

  在最近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费梁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国情报告”,并获得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从1961年大学毕业踏入两栖动物学科研究,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背后,是怎样的专注与追求?2月4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近费梁与他的创新故事。

  在生物学研究领域,两栖动物是一个独特种群,他们处于脊椎动物中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类群,特有种群繁多、体貌习性各异,对它们的研究涵盖动物生活史、进化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各个层面。在我国,虽两栖动物资源丰富,但至上世纪60年代,对两栖动物的研究尚无系统调查和标本采集,缺少完整的中国两栖动物志等。

  1961年大学毕业的费梁参加工作后,就在导师带领下踏入了两栖动物学科研究领域。“当时,新中国的两栖动物研究与国外相比差很远。之前,美国、欧洲一些博物馆、研究所已采集了不少我国两栖动物的标本在国外展出,还发表了若干新物种。这可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物种啊!我们心里非常着急。”费梁说,在当时经费不足、设备短缺等情况下,研究团队就下定决心,国外有的品种我们一定要找到,国外没有的我们要首先收集到并了解它。

  与大型动物、鸟类研究不同,两栖动物生活隐蔽、习性独特、特有群落众多,研究工作必须进行大量的野外调研。为尽快跟上国外研究水平,从事两栖动物科研以来,费梁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用于野外作业,最长曾在云南野外工作近4年。

  “只有自己找到了、看到了、摸到了,才能对它们更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科学探索之旅,费梁团队用标准方法调查了全国的两栖动物,搜集了大量地理分布及生态习性等第一手资料,先后测定了1.1万余号标本,共计17万余个数据。

  对于上述抽象数字,还有一个更有力的注解——在如今的澳门赌场成都分院有全亚洲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那里收藏的480个不同物种的两栖动物标本,都是费梁亲自采集、制作、绘制、解剖、记录的;而为积累相关知识,全馆6万多个动物标本,每一个标本、每一个瓶子费梁都进行过整理分类,都亲手摸过、看过,甚至至今对标本的位置、瓶子中福尔马林的颜色都清清楚楚。

  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专注与追求,在费梁的努力下,我国两栖动物科研取得长足发展。从1977年记录104个物种的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到上世纪90年代,记录270个物种的《中国两栖动物检索》问世;再到2006年,记录420个物种、共计520余万字、8000多副图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及其姊妹著作编研完成,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受威胁状况等最终被“摸清”。而通过扎实的基础调查与研究,费梁还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打破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蛙属的旧分类系统——在世界原有4个蝌蚪类型外,发现和定义了第5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

  时至今日,退休后的费老依然工作在野外调研的最前线,去年还与学生们赶赴成都周边的鸡冠山、青城山进行物种调查、标本采集。“有些学生不知道在哪里找得到样本,但对我来说,这些地方的每一个沟壑、每一条溪流,都太熟悉了。”

  采访最后,费老还向记者讲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在多年实地调研基础上,当他首次提出崭新的两栖动物分类体系构建标准时,学界曾表示质疑。此事直到近代,以基因、DNA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生物学诞生,才最终得到证实。“曾有学生问我,当时技术水平那么落后,我是怎么能提前‘洞悉’到这么多事?我告诉他:科学研究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须自己调查过、研究过,摸过、看过、画过,解剖过、记录过,自己才最有数,才最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5-02-11 01版)

打印 责任编辑: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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